九、案中有案破迷局
赵作海案件的惊奇之处，就是案中有案。
赵振裳回来了，赵作海“杀”的人是谁，必须查清。柘城县公安局在新任局长高圣伟的带领下，顶着压力，忍辱负重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将此案成功侦破，一雪前耻。
柘城县老王集尹楼村人李海金、商丘睢阳区张庄村人杨明福、张祥良有重大作案嫌疑。三人在媒体报道赵作海无罪释放后，分头潜逃外地。专案组立即展开追捕。2010年5月14日，犯罪嫌疑人杨明福在商丘市区被抓获；5月22日，犯罪嫌疑人李海金在天津被抓获；5月24日，犯罪嫌疑人张祥良在辽宁省沈阳市被抓获。
经审讯和调查证实，李海金因与受害人高宗志在山东菏泽做月饼生意期间产生矛盾，便怀恨在心，预谋将其杀死。1998年9月12日晚，李海金指使杨明福、刘院喜（2006年5月24日因抢劫杀人被判处死刑）先到李海金所在的村边等候，李海金、张祥良将高宗志约至离李海金家不远的本村西地，将高杀害、肢解并抛尸。为掩盖尸体，四人在作案后又将三块石磙推入扔放尸体躯干的机井内。
赵振裳回来之前，恐怕在这个世界上，恐怕除赵作海本人外，只有李海金、杨明福、张祥良、刘院喜知道赵作海是冤枉的，只有他们知道赵振裳没有死。
赵振裳流落他乡，他不知道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。李海金等人四处打听他的消息，他们知道，赵振裳回来之日，就是他们罪行暴露之时。只有做掉赵振裳，才是最安全的。他们同样也在时时追寻赵振裳的消息。如果他们先一步知道赵振裳回来，恐怕案件又回是另外一种情形。
刘院喜2006年因为抢劫杀人而被执行死刑，如果他当时交待了赵作海案件的真实情况，肯定会因重大立功而刀下留人，只是他放弃了这个机会。
赵振裳回来了！李海金、杨明福、张祥良罪行终于败露，自知大限将至，四散奔跳。这才是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十年之后，终于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。
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。
十、张冠李戴惹非难
赵作海冤狱平反后，我着实十分恐慌。2010年5月3日我得到赵振裳回来的消息，晚上网查询只有三、四条信息，5月4日早上再次查询，已经扑天盖地、如瘟疫般几何级地增长到十几万条。冤案的发生震惊社会各界，数亿网民开始人肉搜索赵作海案件的办案人员，声讨之声甚嚣尘上。全国各大媒体记者云集商丘、柘城，大有黑云压城城欲催之势，有关司法人员、发言人禁若寒蝉。
“你是赵作海的办案人员吗？”
“是。”
“你在办理赵作海案件中，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吗？”
“事实不清楚，我已经两次退查了”
“你认为赵作海案件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行为？”
“应当有刑讯逼供行为，当时情况记不清了，时间太长了。”
“你认为赵作海一个人能搬动那沉的石磙吗？”
“应当不能，也不好说”
“你到现场去核实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这么大的一个案件，你为什么不去核实呢？”
“记不清了，因为公诉部门案件多，核实证据的情况很少，主要是审查，不是侦查。”
“赵作海已经超期羁押了，为什么不释放呢？”
“这么大的凶杀案，放人不是简单的事情，我做不了主。”
“好好想想，你有什么责任？”
“我有责任，案件没有审查细致，没有及时督促公安机关释放赵作海。”
……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“审讯”。“审讯”的结果，第二天李大记者还是作出了错误的报道，认定赵作海案件的公诉人是汪继华和郑磊。由于没有注明我是前期承办人，公诉人是郑磊，于是，我的手机、办公电话在网上被公开，每天全国各地的辱骂、恐吓电话不断。手机不能关机，否则就是被捕。亲戚、朋友、同学也打来电话表示关切。无奈，我在天涯社区发表了澄清文章，内容如下：
关于办理赵作海案件的澄清声明
近日，因柘城县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件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，各大媒体相继报道。有报道称我是该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，并要求追究我的法律责任。关于本人办案情况的内容，确有不实之处。为澄清事实，声明如下：
一、本人在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之时，确实审查过赵作海案件。经审查，认为案件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并作出了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决定。其中，在退回补充侦查提纲中，首要问题就是查明涉案尸体是否是被害人赵振晌（裳）。
二、2001年5月份左右，我辞去检察官职务，从事律师工作，该案转由他人办理。该案2002年5月份开庭，我不可能是本案的公诉人，更不可能出庭支持公诉。赵作海案件起诉书和刑事判决书均不显示本人姓名，故媒体称我是该案的公诉人与事实不符。
我接受媒体的报道和监督，但也请媒体尊重案件事实。如发现不实报道，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汪继华
二○一○年五月十日
十一、当代奇案怨者谁
公安机关办理此案的侦查人员，据我所知，都是当时柘城县公安局侦查经验丰富的干警，不能因为办错了赵作海案件就抹杀他们以往的成绩。柘城县公安局副局长丁中秋，开封警校毕业后，一步步由刑警队员、刑警队副队长、队长、做到主管刑事侦查的副局长，应当说是经验丰富。罗明珠，一个出身农家的孩子，1988年毕业于开封市警察学校，分配后一直从事侦查工作。没有所谓的后台，靠自己扎实的业务登上刑警队长的职位，后因工作成绩优异，被调到商丘市公安局工作。李德领1988年开封警校毕业，是柘城县公安局公认的破案能手，从警期间，破获多起大、要案，多次立功受奖。事后有一个记者到李德领家中，十分惊讶其陈设的简单与俭朴。郭守海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干警，一个老预审员，工作认真踏实。司崇兴等其他人员也都是在公安战线工作多年，具有很强的办案能力。当然，是他们共同铸成错案，责任应当依法处理。除此之外，还是应当从方方面面深刻分析一下造成错案原因。
赵作海得到了超额赔偿，刑讯逼供的干警身陷囵圄，凡经历此案的检察官、法官均受到相应处分，我和后来接手案件的郑磊因辞职从事律师工作幸免于难，但案件反思不能就此结束。各大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炒作，中国最高司法机关也为此出台的两个重要的司法解释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似乎已经十分到位。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原因，不亲身经历此案，是无法理解深层次的内容。
凡重大刑事冤案之发生，冤案内容虽有不同，造成的原因却是相同的：
· 案件存在特殊事实迷惑了侦查人员的眼睛。
实践中明知非嫌疑人而故意造成重大冤狱的，极少。造成重大冤案，往往是案件出现某种巧合，使侦查人员偏离了正确的侦查方向。以赵作海案件为例，赵振裳砍击赵作海至其受伤，。赵振裳第二天离奇出走，没有告知任何人。同一时期，有人故意杀人后将尸体投入该村井中，死者家人又不报案，多个情节出现了惊人巧合。赵振裳又是单身，无法进行DNA对比等等，一系列的事实发生成为认定赵作海犯罪的有力证据。
佘祥林案件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当然，也许有人会说，案件都那么容易破获，三岁小孩都当警察了？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，加之特殊的法制环境、个案特殊情况、文化意识等各方面因素，出现冤案是必然的，是正常的，冤案多了就不正常了。
· 都存在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。
几乎所有重大刑事冤案，都存在刑讯逼供。刑讯逼供在我国根深蒂固，历史悠久。当我们听到“不动大刑，量你不招”“大刑伺候”的戏词时，除冤案外，并不感到愤慨。若为查获犯罪事实而对无赖之人动刑，反而认为理所应当，大快人心。对于法律实务界人士而言，刑讯逼供几乎成了潜规则，只不过不愿意公开承认罢了。
由于刑讯逼供造成了很多冤案，甚至造成犯罪嫌疑人自杀、残疾、伤害等严重后果。刑讯逼供现象近期也发生了变化，一方面比以前少了一些；另一方面，行为隐蔽、方式多变、不留痕迹，不留证据。对重大刑事案件，刑讯逼供的目的不是诱供，不是让犯罪嫌疑人在笔录上签字，而是通过刑讯逼供，得到侦查机关事前不获取的证据。
云南杜培武案件，对杜培武刑讯逼供的正是他昔日的同事。虽然我辞职已经十年，现在仍对检察官职业崇敬有加，凡看到“检察”二字，都倍感亲切。我始终觉得公诉人才应当是我一生的舞台，才是我真正的事业。我从来没有把公诉人看成对手，与他们同台献技时，我把任何一个公诉人都当作朋友、甚至感觉他是我的同事，大家是在不同的角度来探讨、分析问题，而不是在竞技。我很难想像，警察对警察如此无情，何况还是同事！
· 过于相信侦查机关调取的人证材料，包括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犯罪嫌疑人供述。
我做了八年公诉人，与公安机关刑警、预审人员、检察院反贪污、渎职侦查人员经常接触，由于这种感情关系，很难让人怀疑他们调取的人证材料是假的，存在刑讯逼供、诱供、骗供行为。好像认为，他们是公正的，是以办案为目的，与各方都不存在利害关系，没有必要刑讯逼供。相反，即使被告人提出刑讯逼供问题，由于案件的处理与其存在利害关系，往往认为是在撒谎，除非能提出确凿的证据。公诉机关、审判机关也往往轻信侦查机关的解释、说明，轻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供述。
赵作海案件，为什么在政法委专门协调会时，商丘政法业务骨干多数人认为赵作海构成犯罪，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：1＞赵作海的九次有罪供述。2＞赵振裳三年不见踪影。3＞周围没有死亡人员的报案记录。4＞二人当晚确实发生过争斗。5＞最迷惑人的是赵作海的妻子赵晓起辩认笔录，竟然辩认出自己连线的针角，细节虽小，最容易引起司法人员的注意。
虽然长期以来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实体、轻程序的现象。我还是能坚持跳出现实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虽不能拨云见日，关健时刻能冷静、坚持、独立思考，从而作出决断。如，在我办理刑事案件中，我向来不重视公安机关的破案说明、破案报告等主观性内容的证据。除了侦查机关职权范围内产生的证明内容外，比如户籍证明、行政处罚证明等其职能范围形成的资料，一般其出具的书证不作为重要的定案依据。比如公安机关出具的无刑讯逼供的证据、证据取得程序的说明、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证明、传唤的证明、破案说明、侦破经过、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说明等。这些东西，容易加入侦查人员主观臆断的内容。
早在1997年新修改的《刑事诉讼法》刚刚实施，我就写了一篇文章《违背证据合法性的表现形式》，提出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力划分的法律意义，注意到过于重视公安机关的办案说明不利于对案件的分析。特意提出侦查机关的办案说明因其存在证据的违法性，不应予以采用。该文曾经引起某省检察院的重视，将文章刊登在省检察院内部通讯中。
· 有关机关协调的结果。
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，协调是一大特色。协调的情形主要有：证据不足的案件，需要处理；侦查人员说明自己不存在刑讯逼供；赃款、财物的移送；敏感案件（黑社会案件、邪教案件、危害国家安全案件、影响局部安定团结的案件、上访案件、群体诉讼案件）的定罪量刑。协调的方式有：相互之间的协调、政法委、纪委、政府部门领导下的协调、上下级之间等等。我们看到了政法委协调造成了一些冤狱，但也不能否认在中国目前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，这种协调存在的价值所在。
协调一词本身就是人治社会法制领域的副产品，它注入了很多人为化的因素，赋于执法者更多的自由裁量空间，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，与法制原则背道而驰。
十二、猛药厚味治沉疴
赵作海冤案发生，教训沉痛。屡屡发生此类冤案，思考就不应当停留上某一个案件上，或表面上、书本上、程式上泛泛而谈，应当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，这样冤者受冤才有价值，国家巨额赔偿才有意义，才可能避免出现更多“赵作海”。
一、作为检察院和法院的办案人员，要重视对证据的核实，尤其是对人证真实性的核实。
目前全国报道的重大刑事冤案，均是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，过于相信公安机关所获取的人证。云南杜培武、湖北佘祥林、河南赵作海、河北聂树斌等故意杀人案件，应当说，在审查起诉和审判环节，办案人员都看出了案件端倪，注意到被告人供述自身和证言、被害人陈述之间存在的矛盾性，都没有引起重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相信公安机关调取证据的真实性。我不否认绝大部分侦查人员都是兢兢业业、踏踏实实，以查明案件事实为目的进行调查取证；我也不否认，有极个别人员为了邀功请赏促成案件，先入为主，主观臆断，甚至造假证、作伪证，最终酿成冤案。
在个别地区，公安机关以破案率、逮捕率、判决率作为办案人员升迁的标准，甚至以此实施末位淘汰制，逼得公安干警不得不造假，刑讯逼供、制造假案，甚至引诱犯罪。
的确，要求检察院审查起诉的人员对每个案件都赋于他们核实证据的任务，困难重重。一般都是发现问题后，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，实在难以解决，再进行核实。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，要求检察官、法官只有亲自见到证人，亲历调取证据的过程，才能增强对证据认定的准确性。要求检察官核实证据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，势在必行。
2012年《刑事诉讼法》对此方面进行了完善，但愿能彻底实施。
二、应当严历禁止刑讯逼供行为。
如何禁止，我认为有以下几点：
１、取消立法上给刑讯逼供提供的便利条件。
要根治刑讯逼供，其中之一就是要限制侦查人员接触犯罪嫌疑人。赵作海在被宣布刑事拘留后，一个月没有被送到看守所，如此状态下，保护其权利成为一句空话。可是，公安机关对赵作海一个月不送到看守所羁押的行为并不违法。1996《刑事诉讼法》并没有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在看守所进行。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（1998年修正）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：“提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，应当填写《提讯证》，在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进行讯问。”言外之意，公安机关可以随意将犯罪嫌疑人提出审讯而不受任何限制。试想，这种情况下想不刑讯逼供都难。
其实，早在1991年公安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公通字〔1991〕87号规定非常合理又实际，该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：
“提讯人犯，除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或者宣判外，一般应当在看守讯问室进行。提讯人员不得少于二人。
因侦查工作需要，提人犯出所辨认罪犯、罪证或者起赃的，必须持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领导的批示，凭加盖看守所公章的《提讯证》或者《提票》，由二名以上办案人员提解。
不符合上述两款规定的，看守所应当拒绝提出人犯。”
该条对所外讯问规定的十分合理和规范，只有辩认罪犯、罪证或起赃才可以经领导审批提出看守所。可惜的是，已经因与公安部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（1998年修正）解释相抵触而失效。
立法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，在2012年《刑事诉讼法》中有所体现，但还不十分完善。
2、将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。
我始终不明白，看守所由公安机关管辖有什么好处？只有一个，有利于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进行。仅一个“有利于”当然不行，咱不搞时髦的“三个有利于”，至少应当是“两个有利于”兼顾才对：有利于公安机关侦查和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。看守所不是监狱，没有油水可捞，公安部干吗非要抱着它不放呢？难道将看守所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就不利于公安机关侦查吗？我实在看不出来。尽管理论界要求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分离的呼声很高，实务界置之不理。
我在做律师后方知道，想以刑讯逼供理由推翻非法证据，相当难，难与上青天。侦查人员否定刑讯逼供，一纸无刑讯逼供的证明就能为法官所采信。律师调查犯罪嫌疑人入所体验情况，看守所理都不理，一边玩去！调查同号犯证人，律师没有途径。律师在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伤情拍照，看守所都不允许。只有在法庭上空喊，忽悠一下当事人，法官和公诉人还说你没有证据？胡说八道！诬蔑神圣的人民警察。所以，律师想通过刑讯逼供翻案，只有“侧身西望长咨嗟”。
３、严历处罚刑讯逼供行为。
看一下全国冤案知多少，受到追究有多少，就知道刑讯逼供为何如此盛行了？有法不依，不如无法。对于刑讯逼供规定很全面，处罚轻的有《公务员》法、《人民警察法》等，重的有《刑法》规定的刑讯逼供罪。谁查？没法查！又要求破案率、逮捕率，又要限期破案，好不容易刑讯逼供破案了，皆大欢喜，谁还理会是否存在刑讯逼供？
如何严历处罚刑讯逼供行为，我没有想到有什么好的办法。
领导对于刑讯逼供的态度，如同父母“嗔骂”孩子：这小子！表面上是责备，实际上是满心欢喜。
４、坚决排除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。
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，被称为“毒树之果”。司法实践对于“毒树之果”的态度是，放任毒树的疯长，享受甘甜的果实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[1998]23号第六十一条规定：“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。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、引诱、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被告人供述，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”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赵作海冤案昭雪后，又陆续作出了一些新的司法解释，2012年《刑事诉讼法》对此也作了规定。至于能否实施，我们试目以待。
砍掉毒树，毁灭毒果，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。
三、坚持司法人员独立性。
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。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，在目前政治体现下，根本无法实现。虽然中国政体是“一府两院”工作体制，根本上不是那么回事。司法机关的婆婆太多，同级党委、政法委、纪检会、组织部、同级政府，司法机关都必须俯其鼻息。财政局、人事局、编委同样能制约司法机关。公安机关有时也能凌驾于检察院、法院之上，近时期为了加强稳定，公安机关负责人能够担任同级党委的常委，甚至由同级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局长，检察长、法院院长担任同级党委常委的能有几人？上述因素制约，司法机关如何能够独立？在内部，责权不明，案件有了矛盾交给领导，有了荣誉大家一哄而上。案件出了问题，找不到真正的决策者，胡乱打几板子了事。
四、正确对待无罪案件。
唯物主义告知我们，世界是可知的，但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。我们不希望出现错案，出现错案却是正常的，不出现错案反而不正常。破不了案件也正常的，案件必破反而不正常。事实上，我们看到的是，公、检、法三机关对于无罪案件都忌讳莫深。有的检察院甚至“以零无罪”作为最高目标。自从王胜俊担任最高法院院长后，最高法工作报告中，再也看不到无罪判决的数字。在肖扬任院长期间，根据最高法工作报告，2004年全年判处罪犯767951人，2996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，无罪率为0.0037%，就这个数字还包括自诉案件；2005年全年判处罪犯844717人，2162名刑事被告人无罪，无罪率为0.003%。2006年没有公布判处的贪污贿赂人数，故总人数无法计算，但仅1713名刑事被告人无罪，无罪率更低。片面追求无罪率的恶果很多，刑讯逼供就是其中之一。由于对无罪案件没有正确的态度，导致司法机关侵犯人权、变通执法、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发生。
我做律师以来，成功为十余起案件被告人做无罪辩护，包括故意杀人犯、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，却很少拿到无罪判决书，为什么？司法机关见不得无罪判决书，无罪就可能影响前程甚至头上乌纱。于是司法机关怪象横生：不破案就不立案，可判可不判的，从轻判决；实在不行，找个“口袋罪名”免予刑事处罚；确实无罪的，法、检两家沟通，检察院撤回起诉，然后侦查机关取保候审，案件无限期搁置，既不撤案，也不起诉。受冤枉者拿不到国家赔偿，要么认倒霉，要么开始漫漫上访路，年轻人变神经，年老的耗死在上访路上。
后记：觉醒、呐喊与战斗
上中学时学过鲁迅的小说《祝福》，问老师祥林嫂是谁杀死的？老师说：死于封建礼教的摧残。随着阅历丰富，越来越感觉到似有可疑。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打工，鲁四老爷虽然看不起她，还是收留了她。祥林嫂在他家生活的结果是“而且白胖了”，鲁四老爷是杀人凶手吗？应当不是。婆婆将祥林嫂从鲁四老爷家抢走，卖给贺老六，祥林嫂几欲自尽。但祥林嫂与贺老六婚后生活很稳定，很幸福，又生了宝宝阿毛，婆婆也不应当杀人凶手。随着贺老六、阿毛相继离她而去，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四老爷家，鲁四老爷虽然很不情愿，仍没有将她拒之门外，只是更加看不起她。与祥林嫂同为仆人的柳妈，为了丰富祥林嫂的精神世界，好心地劝她捐了一条门槛，似乎也没有恶意。作者“我”在祥林嫂走投无路时，诠释了“地狱”之说，一家人在地狱是可能见面的，让她在绝望中精神上依稀有了微渺的希望，似乎也不是杀人凶手。祥林嫂最终是死了，到底是谁杀了她？
赵作海受冤了，这是事实。谁导演了这桩冤案？有人说，是办案的公安干警！如果你们不刑讯逼供，怎会发生如此冤案？干警会说是领导让我们加大审讯力度，并且一口认定尸体就是赵振裳。哪个公安局不刑讯逼供，为什么只抓我们？领导会说：我说加大审讯力度，并没有要你们刑讯逼供！有人说检察院是干什么的，为什么没有把好关呢？如果你们不批捕赵作海哪会有此事？检察院会说：赵作海案件，别说是当时，就是现在，如果不是赵振裳回来，将此案让100个批捕处长去审查，也只有一个答案，批捕！有人说，公诉处也有责任，为什么要起诉？公诉处说我已经两次退查了，是你们公安不放人，与我何干！后来起诉是政法委决定的，我们只有执行的份。是政法委的责任吗？政法委说：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起诉和留有余地判决的，我们只是履行一下程序。如果你们都不同意起诉，我们会拍板吗？法院更不要提了，政法委都决定的，我们还能提什么意见？！……
是谁导演的冤案，你认为呢？
祥林嫂的悲剧不是身体的死亡，而是心死！但愿赵作海案件不要让民众对中国的法制死心。鲁迅说过，中国人就是搬动一张桌子，也要付出血的代价。冀希望于他人失去自由和生命，自己狗安于藩篱之下，结果是人人自危、强盗横行、民族颓废、国家衰亡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仅有一颗公平、正义、良善之心是不够的。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：“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”，觉醒、呐喊与战斗，才是中国的希望。（完）